感悟:空前绝后的一代“知青”
空前绝后,一代“知青”
作者:欧阳燕星
“上山下乡有什么好纪念的?!”这句话,来自朋友圈里我一位同学的感触,话短意赅。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句话,还真是让我沉思了好几回。最后我觉得,仅仅这句话,便可以引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
首先,我想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个问题。上山下乡有什么好纪念的?就因为上山下乡是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这就应该足够让我们去记住和总结的。
中国上下数千年,从来没有过,把城镇中间一批即将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把这一批刚刚踏入社会,甚至还不应该离开家庭的青年人,一夜之间动员他们远离父母,扔下书包,孤孤单单到穷乡僻攘的农村中去自食其力,干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粗重农活。封建帝王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没有过,有的只是乡间读书,千里进京赶考,唯知识为上。民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执掌着政权,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就算是新中国,也只能有这样一次了,今后,谁有这样的动员能力?谁又会这样心甘情愿地听从安排!
古往今来,唯此一趟。这难道不值得纪念吗?
关于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贬的,有赞的,有留恋的,有怨恨的。据说是问一百个知青,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看法和答案。由沙鸣原创的诗《什么是知青》写道:“什么是知青?好像能说清,却永远也说不清。那是用青春换来的记忆,那是用热血与命运的抗争,那是用生命铸造的战歌,那是共和国同龄人的总称。”
今年,是我们,也是最大一批知识青年(3000万,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上山下乡50周年的日子。半个世纪几乎是人的一生,不知不觉的也就很快过去了。我想,只要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上过山,下过乡的人,应该没有一个人会否认,那一场生活的巨大变迁,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应该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俯瞰式的看待这次绝无仅有的人为运动。
这场巨大的人口迁徙,涉及当时的千家万户,只有少数的家庭可以置身其外。最后它还是覆盖了一切,用一种知识的断裂,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人才的断层。事后留下的,除了一部分人还能“青春无悔”,大半却是明说与暗藏的无尽抱怨。政府给每一位知青,向农村都发放了安置费,有中央领导人说过,它换来了三个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孩子不满意,农村也不满意。
当然了,也有人说,不同生活遭遇的人,最后地位不同的人,对这段经历,他们的总结是完全不同的。成功人士说,这对我是一种历练;知识分子说,这让我看到了底层的生活;而知青中的大部分人,据考察,大部分的知识青年,因为耽误了学习,因为散落在各地的农村,因为学业荒废了十年,只能把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口通道_大学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工农兵,让给了那些文化大革命时连小学文化都不足够的76、77、78届“高中毕业生”,最后,大半的“知青”成为了底层的工人阶级。即使没有被下岗和遣散,又成为了企业退休的低收入人群。从农村的劳动力,转化成为了城市里的体力劳动人口。
我下乡那个连队,有30个知青同学,后来只出了一个工农兵大学学员,四个中专生及函授大专生,其中有一个到美国上了大学。下乡之后能重返校门的,总共就五个,只有百分之十几。当年我们的中学是中山医学院附中,小学升中学的时候分三类考试,我们学校是一类,能进来的都已经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中学升大学,我们学校的入学率在广州排第三名,如果算上大专、中专,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再进校门的,无论如何在85%以上,所以,结论就是,上山下乡毁掉了60%人的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
“知识青年”从此却再也回不到脑力劳动的队伍中来。大部分的知识青年,一生都在低收入低消费的层面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知青”生活,不过是开始了他们从此坎坷的漫长人生。
我们今天不谈个人奋斗,不讲少数幸运者。我们也不议论特权,不讲拉关系。“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横看是岭侧是峯,远近高低各不同”,没有人否认,“知青”之中出现了不少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谁能知晓,如果他们不去上山下乡,事业是否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政治上的精英,就更不是我们议论的话题,为官之人,能有机会体验底层生活,那当然是个好事。少数人的故事,并没有普遍的意义。
▲行为艺术家欧志航作品: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5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也是需要客观正确的看待的。因为现在还有人坚持说,这场运动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提议,现在应该重新安排这样的下乡运动。对于我们大部分身历其境的人来说,这不但有悖于常理,而且是有逆于历史发展进程了。
中国人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其实时间也并不长。从“五四运动”、从没有了皇帝开始,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中还有二三十年,就是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思想还非常的统一呢!但中国人的没有逻辑,恐怕就要追溯到更长的历史时间了。指鹿为马,满口胡言,有时候真的只能使人目瞪口呆。到了今时今日,过去的是非黑白,谁好谁坏,几乎凡事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看法,有的重提文革,有的翻案翻到民国,甚至是晚清。一切都有争论。朋友圈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多年不见,相去原来已经甚远。
因此,谈论上山下乡的题目,我们也只能尽量的求同存异,多用一些共同的认识,或者至少是用很难争论的事实来说一说。
那些说上山下乡好的人,他们怎么就不认真想一想,这个运动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把人们搞得家庭破碎,搞到有些人发了神经病,搞出来下跪请愿,搞出来抬尸游行,政府后来其实不是已经改正这个错误了吗?所有上山下乡的人,哪怕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拿工分的人,甚至是逃回城里不干活的人,后来都给他们计算了工龄,视同社保、退休缴费时段。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在纠正自己的错误。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很多都没有达到成年人的年龄标准,15岁就要人家干活,其实真的只是童工。你可以说这些都是小事儿,是一些过激过左的行为,不是主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很多家庭是所有小孩一起下乡。父母是城市户口,全部子女瞬间就把户口迁到了农村,根本就是大面积的拆散了家庭。
大家更不要忘了,当初对知识青年的要求,可不是什么下放锻炼,不是体验生活,是要我们扎根农村。就当年的情况而言,根本就是把最大一批,最有培养前途的、最顶尖的准知识分子、准大学生全部放置到农村去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以前是到农村中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文革以后,下乡则是因为我们这一批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大家还记得当年的那些口号吗?“文化教育界,是长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越多越反动”,“考白卷也可以进大学”。这迫使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重新进行自我否定,有的甚至不惜嫁给贫下中农,以求脱胎换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准确的说,应该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早在50年代,就有了刑燕子,董家耕。早期的上山下乡,应该只是涉及很少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较的高。邢燕子和董加耕,都曾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接见。他们是受到鼓励的,回农村改天换地的新知识分子。只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左倾,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接受教育接受改造的命题。尤其是同一时间里的分配,出身好的,被留下在城市和去当兵;出身不好的,全部都下了乡(当然有部分出身好的,自动响应号召,也去了农村)。对比之下,广东省甚至还有过文革前给下乡的知识青年发放五年有效的回城证,不过随着浩浩荡荡的下乡大军。政府的这些诺言也作废了。
当年,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一些别的运动,“五七干校”、“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清理,更加重了人口迁移的政治色彩。城市户口,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永远都是幸福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记。
真不知道,说上山下乡运动好的那些人,是否真的愿意自己的子女、孙子女现在去离乡别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的青年学生,连农忙劳动都不会去了,跟他们奢谈转户口,叫他们去农村当农民,真是“睬你都傻”!
而现在,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实际的情况是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我们早已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历史潮流应该是朝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发达状况,几乎毫无例外的只有一个指标,那便是社会的工业化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到城市中去工作和生活。而农村的发展,必定是人口的缩减,生产集约化、机械化的极大提高。我们的国家,每年的春节,有过亿的人口流动,那是大批的探亲的农民工。我们修了好多好多的高铁,正如任志强任大炮说,城市的人口没有流向郊区,便捷的交通只是使人口更加往大城市集中。
举个现实例子,今年是我们这批知青上山下乡的50周年。一来是半个世纪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我们都已经年近70,下一个10年20年,不知道我们之中又会少了哪些人?别说是组织,就是来参加活动,也分外的不容易了。于是,我们海南国营西培农场的知识青年,准备最后在广州搞一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活动会有多少人参加呢?我们也吸收当年农场职工,还有职工子弟一块儿来欢聚。当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报名的名单,真的吓了我一跳:一个连队就有一百个人报名。可是当年一个连队里的广州知青,满打满算也不过是二、三十人。待我向知情的人去询问,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当年我们农场的职工子弟,很多都早已在广州成家和工作。我们回城的人,远远不如他们后来进城的人多。这才是现实!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我们都是快70岁的人了。到了这个岁数,看待过往的生活,我们应该站得更高一些,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看问题当然也应该更客观一些。上山下乡,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但成千万的人,整个中学校园,超过一半人的同时上山下乡,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那个年代,什么事都以革命的名义,不管如何充斥着狂热与浪漫,尽管你可以从动机或者是效果里,抽取出不止一丝、不仅一毫的善意与伟大,但无情的历史终归会证明,一切都不过只是可笑的左倾幼稚病。
血色的浪漫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也许不需要人去统计和说明;此事不再发生,也许已经可以视为默认,人们对此已经统一了认识。不过,我至今认为,极左思想的反生活,反人性,造反和反潮流的时髦与辉煌,从来并没有真正的离我们远去。
当年,在我们农场的同一个连队里,大概同时去的有30多个同校的同学知青,就连到了农场的分配,基本上都是按学校的班级进行。现在,超过半数的人已经选择离开祖国大陆生活,他们之中有偷渡的、申请亲属移民的,也有偷渡了以后,再申请其它兄弟移民的。另外,有自费留学不回来的,还有千方百计,通过婚姻实行移民的。他们之所以选择遥望神州、远离故乡,我觉得多少是一种无奈,和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我清楚的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单纯的面孔。我知道他们之中不少的人,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可惜下乡十年之后回城,连一份固定的职业也没有找到。他们在广州当临时工,后来又到了深圳当临时工,后来还是到了美国去当一个技工。
其中的一位知青农友,母亲本来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自己也从来就是班上的学习课代表,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人生的规划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他从农场带走了一个老职工的女儿,他们成了家,现在一起在美国过着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也许他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幸福家庭。
以我自己而言,实不相瞒,我只能说知青生活扼杀了我对学习的热情(读书无用论),不能说上山下乡使我对生活绝望,但它一定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想法。当然,我是千千万万知青中脆弱的一个,我怀疑很多,我不坚定,我很懒散。不过,上山下乡的行列中至少也有我这样的人。我确信自己的想法还是善良的: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
从来只有知识和文化是对人类的启迪。忽然听说,从小读书的青年人,离开学校应该到文化贫瘠、封建落后的地方接受再教育,真是匪夷所思。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那种遣送式的上山下乡运动,惊天地,泣鬼神。这种看似革命,实则愚昧的做法,历史应该不会把它定位为“艰难的探索”吧?
极左的就是极左的。不管用什么名义,逆人类发展历史而动的,终归只会成为笑谈,永远也不可能重来。
今天,我们纪念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我们不光是要看清自己,追念豪情,感怀岁月;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还原历史真实的真相,明示后人,不再犯极左错误,不要让我们的青春和付出白白浪费。如果我们的祖国,今后少一些空想和愚昧;如果我们的国民,少一些狂妄与折腾;如果我们能找出过往的错误和根源,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知青,就真的是可以“青春无悔”了。
俱往矣,今日神州大地,到处并行双轨制,贫富差距尚无法律与制度去约束,但已经没有人再会去公开召唤阶级斗争。总书记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愿大家牢牢记住,愿后人找到解决社会矛盾之良方。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希望我们不会“‘独’苍然而涕下”。“成也知青,败也知青”(取自上文提到沙鸣的诗“什么是知青?”),我们用一代人的生命,给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打下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