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他的那個時代:黨的總路線

13、党的总路线

   凡事发生皆有背景，父亲叫我从五三年开始看实际上是让我了解 当时的背景。人总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不了解那个时代，我们 就不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人。这也是我写我的父亲同时也得交代清楚 那个时代的原因。 
   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12 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1955 年 4 月，主席主张在 原有 65 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那时邓子恢副总理管合作 化运动。他主张不动原计划，即只在 65 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 展到 100 万个。在这之后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 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0 月 4 日至 11 日，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 议》，邓子恢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 1956 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96.3%，参加高级社的达到总农 户数的 87.8%。 苏联搞合作化运动用了七八年时间，动用了坦克、机枪，暴力镇 压方才成功。南斯拉夫也尝试过，农民的全面反抗，后来不得不将合作社全部解散。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却很顺利，其后，农业生产连年增长。接着是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其速度又是出乎意料地快。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全党欢欣鼓舞。 这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 16%的增速，各地也包括中央的各业务部门的领导人纷纷提高工农业指标。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比较清醒，他说：“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 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 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 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 盲目冒进的错误。” 五六年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 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说得实在，“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 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社论是刘少 奇审批的，是五六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在五六年至五七年期间，主席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 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 方面了。”主席虽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太过坚持。到了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期间，主席发作了。1月17日，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他拿着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 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主席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 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 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 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 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几千年前的荷马*充满诗意地说，“人的思想闪烁不定，犹如神圣 的朱庇特*布满大地的雷电。” 这些事情本来只是一个怎样能够走得更快一些的问题，是关于方 法的争论。主席一旦上纲上线，甚至讲到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步远， 邓子恢就是前车之鉴，总理副总理一个个都检讨，接着大跃进就势不可挡地展开了。 真是好一个神圣的朱庇特！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在短时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 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 26576 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 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也有相当一些反共产风，浮夸风和纠正高指标的讲话。作为一个领袖，提醒不要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是常规 的领导艺术。说实在话，经过了南宁会议，这种话也只有毛主席能说了。 从务虚的角度，主席绝对正确。从务实的角度，却有点令人啼 笑皆非。武昌会议上，主席说，“去年（指 1957 年）535 万吨，都是 好钢，今年（指 1958 年）翻一番，1070 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 6000 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听这叙述，主席颇清醒，对不？然而主席批评高指标批评的却是 3000 万吨钢，他提出的 1959 年钢的生产的新指标第一本账 1800 万吨，第二本账 2200 万吨。武昌 会议将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调整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 1800 万吨。 话是说“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不幸的是数字，年度与年度对比要求 增长约为 100%。从议论中近 200%的增长减为文件建议的约 100%的 增长，毛主席要求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改 革开放这些年，我国最高年增速不过十来点，你要是当年的领导，你 觉得你该怎样定你的指标？ 更可悲的是 1959 年的农业的指标根本没有降。报告建议的 1959 年的粮食产量计划为 10500 亿斤，要求“掀起一个比 1957 年冬季更高 的生产高潮，保证 1959 年更大的跃进”。 想象力是得受现实限制的，大革命时期，在三省的接缝处建立根 据地，是想象力的胜利，因为那符合现实。攻打中心大城市也有想象力，但那一定失败，因为不符合现实。三年的大灾害用几千万人的生 命从想象力的角度再一次证明了卢梭*“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 锁中”这句名言。枷锁是什么？相对于想象力，枷锁就是客观规律。 粮食的无限增产，在地面建立天国，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但注定 失败，因为那不符合客观规律。 合作化的成功有很多因素，而主席却把合作化的成功看成了是他革命意志的胜利，成功引发了骄傲，播下了引导大跃进走向失败的第 一颗种子。语言总和时代场景相联系的，我们的时代场景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主席在中国有着如同神一样的地位，这个地位把他的想象力和骄傲一再放大，终于导致了三年大灾害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推进人民公社过程中，他采用了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策略，他运用了从合作化运动总结出来的以反右倾为口号的党内斗争模式，他直接运用他的权威，并以自己的想象力为尺度，标签，诠释，摒弃， 压制不同的声音，他再次套用整人的威胁，所有的其他领袖都迎合他，有的甚至表现得更左些，于是他再次迎来了成功。这时悲剧已经无可避免。领袖意志带来了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力量既可以带来合作化的成功，也可以把一个国家带进饿莩遍野，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其实，要给这段时间的中国做一个总结，没有任何一句话比哈耶克*这句更好，他说，“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因为人们 试图建立人间天堂。”还有另外一句尼尔.波兹曼说的也很好，他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一位中国学者的一篇文章说到，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二者在德文里是同一个词：Idealismus。这词中文的两种译法分别与德文概 念的正面和负面内涵相呼应。德国人由于唯心，他们的思想文化散发 着如同精钢般冷艳的光芒。也由于唯心，他们不通常理，最终犯下了 滔天大罪。这段话的大意我记了下来，但出处找不回来了。我用了他 的研究，现在这里表示我的感谢。* 共产党人最追求 Idealismus（理想），倒过来看他们追求的是 Idealismus（唯心）。后人来看这一幕，几个领袖级的人物在争论一堆数字，数字说小了的那些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好笑不好笑？因此死 了几千万人，该哭不该哭？天才与疯子仅有一线之差，他们的确是伟大的充满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历史映照出在某些时候他们自欺欺人，他们如同白痴般没有常识，他们的作为形同疯子。从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角度，这个党缺乏制衡的制度，也缺乏 可以公开讨论问题的制度，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观点争论的胜 负取决于人的质量，人的性格，党内位置的高低，谁掌握了理论高地， 谁掌握了致人于死地的武器。毛主席天纵英才，天马行空，历史功绩 如崇山峻岭。在共产党内，从行军打仗指挥若定到谋篇定局纵横捭阖， 从语言能力到哲学理论，从来没有一个能与之等量齐观的领袖。他的性格输打赢要，可以隐忍，可以后发制人，然而一定要赢。他是主席，他挥舞着反击右倾的大旗，他不畏惧打倒任何人。当然，他真的赢了。 从建党三十余年却没有形成制度这个角度来看，三年的灾害，不是主 席一人的失败，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 确，怎么说都可以，然而，甚至到了今天，依然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证党内的不同看法可以讨论，依然没有一个制度可以制衡疯狂，你的 光荣，你的伟大，你的正确又在哪里？ 研读那段历史，我心里明白，其实，那场灾难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那就是上下互为作用，互为错误引导。中国的农民最老实又最狡黠， 这些农人的代表就是共产党最基层的干部，在他们生命里有服从官府的基因。他们服从官府，他们也最能应对官府。翻翻当年的报纸，各地放卫星，上面来验收，生产队真的是当场稻田开镰，当场田边过秤， 当场宣布验收结果。凡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奖旗。报不报这个数？报！反瞒产，个个采取主动，说确实是丰收了，没有粮食是假象。上面给理想，给高压， 下面聪敏，积极拥护，做戏迎合，这种互为诱导，互为成因，酿成了坚信。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提出理想模式的人，做戏的人，原来不信的人，统统都相信了。广东省委，陶铸、赵紫阳这样一些原先是被迫相信高产的领导，到了那个时候，全都真心实意地相信了，他们的反瞒产居然是出自对粮食产量真心实意的相信。从这个角度出发，按 推理，北京在某些阶段也应该是受到互为误导的一方。这个国家五千 年历史形成的智慧居然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真叫人黯然无语。这里面会不会有心理学的问题？所有的人从上到下，从那些出身于农民的领袖们到那些两脚泥巴的农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亩产万斤犹如梦幻？难道他们不知道公共食堂这样的吃法会把粮食吃光？难道他们不知道粮食吃光之后就是饥荒？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政治高压综合症问题。政治高压综合症是我自撰的名词。我们知道，机体在高气压的压力下会产生一系列与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有关的症状和体征， 诸如肌肉抽搐，运动障碍，脑电图变化，视觉障碍，昏眩，恶心，嗜 睡等等。在政治高压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保护，思维起始 点改变，思维模式改变，道德基点转换，放弃质疑，放弃思考，视而 不见，从理性退入本能，这些症状在四九年之后历次运动中屡见不鲜， 这些症状发生的人群不但是农人，也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党的干 部和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本能的自我暗示，自我催眠，可以到达无视，无知，无思，顺应大流，无条件相信领袖的 境界，这带来了生命在高压时段本能最为渴望的那一丝安全感觉。人们说这是洗脑的效应，洗脑可以形容喋喋不休的宣传，可以引导出进 步的憧憬，狂热，意识形态偏执实现的满足，然而，不能涵盖理性退 入本能。要涵盖理性退入本能这种最高阶表现，政治高压综合症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解释和概括。 引导洗脑的一方，那些始作俑者们，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梦想如 何形成了对自身的金箍咒？他们如何被自己的梦想洗脑？他们的症 状是如何形成，加重，走到了失控的地步？这些似乎是一个政治高压综合症的另一个维度，这种研究不是我懂得做的，但我相信傻瓜跳出了圈外，傻瓜的问题将来一定有聪明人去做。 那些当年不敢相信粮食产量的人，仅仅是那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和耳朵，仅仅顽固地相信自己常识的人。 常识是：试验田产万斤粮是到了快收割的时候把周边稻田的稻子 拔了堆到一块田种下的，然后加灯光照，加风扇通风，没法重复，对 吧？反驳是：试验田嘛。水稻靠插秧，什么时候插不都得试验试验? 农业宪法讲合理密植，多密才是合理，不试过，又怎样确定？ 谁都知道主席参观过亩产十二万斤的试验田还给予了表扬。假如 真的有这么两个人，进行了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周边都是陷阱， 再对话下去，对话的人总有一个得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大概也会有人设想过抽查个把生产队，但怎样设计才能掩盖抽查 是对产量有所怀疑呢？你对高产有怀疑，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帽子差不多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知道了这些，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陶铸眼里是 “自由主义”的，在赵紫阳眼里是不顺手的。我父亲相信他的常识，自由主义事实上已经是他唯一的出路。拉开了距离看那一段历史，我其实相信陶铸、赵紫阳也是常识的信奉者，只是以他们当时的位置他们不存在“自由主义”的可能。否则，我父亲怎么会仅仅被赶出办公室了事。在那个年头那些被整下去的人实在是凄凉。就这一点而言，父亲幸运，要是他在别的省份，全须全尾活下来可不容易。我相信父亲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要弄懂那三年的事情， 你得从五三年就开始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同意见都是右倾，人人都左，互为误导，信主得救，人们渐渐都信了，他们看到了在沉甸甸稻穗上蹦跳的女孩，他们看到了农民床下金灿灿的私藏，他们陶醉于公共食堂的炊烟，中国的社会已经走到了必然会发生灾难的地步。可怜啊！理想之为理想，必然伴随狂热，这是理想的特征。我们已经 把所有能把我们拉回地面的重量都甩开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千千万万的人，报刊、杂志、文件、指示，所有的口号， 所有的宣传，所有的重复，经过天梯到达天堂，一语成签。

    *荷马（Ὅμηρος/Homer，约前 9 世纪—前 8 世纪），古希腊盲诗人，他的《荷马史诗》 开创了西方文学的先河。然而学术界关于荷马其人是否曾真实存在尚有争议。
    *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在罗马神话中称朱庇特。
    *卢梭（1712—1778）Jean-Jacques Rousseau，让-雅克·卢梭，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 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 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句出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于 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哈耶克在 1974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 扬他“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 分析” 。在 1991 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 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 2003 年，他一直是文 化传播系的系主任。
    *仅借此注向这位学者致敬，并期待日后在读者的帮助下，找到这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