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捷:我与团校的情缘

作者: 吴军捷

　　1975年，我任广州市药品公司团委副书记，开始做专职团干部。1977年，参加团市委理论组。1979年初，调入团市委，先任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理论宣传，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办公室主任由副书记周志强同志兼任，三个副主任中朱小丹同志管文秘，崔小坚同志管行政，我管调研。1982年，市八届团代会前，廖志刚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负责团校的复办工作?廖书记说，团校已在郊区石牌筹建校舍，离市区较远，你去是开创。也许因为我过去常作宣传讲课，前段时间又为团校筹建办主持了一期理论班，受到基层团干的好评，加上正与朱小丹同志筹组广州市青年研究会，对团校这个阵地，我有兴趣。所以，我向廖书记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1982年8月团代会前，我任市团校副校长兼教育长，党支部书记。校长由刚从文冲船厂调来的团市委副书记红志军同志兼任。红志军同志当年也是团市委理论组成员，我们是老朋友。红志军校长说，我只管团校基建，教学全靠你。我刚上任，就赴京参加全国省市团校校长会议。听了团中央王兆国书记的报告，在中央团校李至伦校长的指导下，初步了解团校的工作情况，结识了一批很有创见的团校校长。尤其听说上海、山东等地的团校正在创办大专班，使团干部教育步入正规化、学历化，我很受鼓舞。回到团校后，我和红志军同志商量，决心在广州市团校复办时创办大专班。红志军同志做了一轮争取领导同意的工作后，我们一起去找了华南师范学院的王屏山书记，请求支持。王屏山同志原是华师附中校长，我是华附68届毕业生，王校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师生关系融洽，我们互相认识。我说:王校长，市团校就建在华附岗顶小农场上，当年您教导我们去种菜，种水稻，补充了学校的伙食。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培养新一代团干，你可要支持啊!王校长说，你是聪明的学生，创办团校大专班，一定支持。随即决定由华师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基础教学，团校自教青年工作部分，大专班脱产学习两年，半脱产学习三年毕业，由华师发大专文凭。
　　为了取经，我和刚调入团校任副教育长的潘志华同志专程到上海、山东、江苏团校去访问。上海共青团工作做得出色，1980年我曾到上海团市委研究室学习如何做青少年调查。回来后，做了“广州青少年偷渡外逃的调查”，又与朱小丹和温兰子等同志合作开展了“广州卖淫女青年的调查”，调查结果得到团中央、中央办公厅的好评。那次到上海团校，王敏校长、金国华、王仲伟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们的做法，我们深入讨论了课程设置、教时分配，以及如何把共青团的工作上升到系统理论的问题。王敏校长是建国前就从事上海青年工作的老同志,他对我们有问必答，并寄予很大希望。江苏团校有自己的校舍和教师队伍，山东团校更是拥有50亩的校园和苏式校舍，令我们羡慕不已。回程路上，我对小潘说，虽然我们的条件比不上这些省级团校，但我们有“黄埔精神”，一定要办好中南五省第一个团校大专班。
　　回来后，我们一方面加紧校舍的基建，一方面全力筹办大专班。我与华师马列室负责人多次讨论课程设置和人员的安排，力争他们派出最好的教师给我们。青年工作的教学是一件大事，当时尚无规范教材。我带上刚分配来的李丹戎老师到中央团校参加团工作理论教材编写班，在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主任黄志坚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研究了我觉多年青年工作的经验和苏联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青年工作的特色，逐步形成了一套教学大纲。此期间。胡锦涛同志到中央团校看望我们，并和我们合影留念，我去团中央探望好友叶克冬(时任胡锦涛同志秘书)时，也有幸向胡锦涛书记汇报广州市青年研究会、《青年探索》杂志的工作，受到他的高度评价和鼓励。1983年中，我们招了第一批脱产团干大专班学员。他们有些是基层的团支书，有些是团委干事，有些是党委拟任团委书记的人选。学员入学时，校舍尚未建好，我们在华师附小借了三间教室。一间上课，其余两间分别做男女生宿舍，这样就开学了。尽管上课环境差，地方狭，教室还漏雨，但学员情绪很高，在学生党支部书记、团市委委员涂国雄同志的带领下，以做广州共青团“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为荣。
　　我住在团市委素社新村的宿舍，早上骑近一小时的自行车到五山路岗顶，每天与学员相处，一方面旁听他们的课程，一方面恶补社会学知识，修改“共青团工作学”。还要安排短训班，调入教职人员，策划校园的教学环境和绿化，晚上再恋恋不舍地离开，骑车回到家通常都十点了。当时，团校配有一部摩托车、一部运货拖拉机、一部旧花冠小轿车。有一次，我们去省团校联欢，学员们刻意组成一个车队，摩托上插着“广州市团校”大旗开路，拖拉机坐人随后，轿车居中，其余人骑自行车押尾，蔚为壮观。记得当晚的司仪是文体委员徐咏虹同志，我们的节目比省团校精采，大家都兴奋不已。
　　新校舍落成后，我提议立个校训“进取、创新”，红志军校长说，加上“献身”吧，从事青年工作要有献身精神。在复校典礼上，我强调了青年工作的要点就是创新，只有新，青年才会跟你，而创新的动力在于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复校典礼除了有市委领导参加外，还有一位特别嘉宾，他就是建国初期首任广州市团校负责人，我的父亲吴柏松。
　　搬入新校舍后，很快由我开讲了“青年工作理论”，而当时我仍在业余大学进修，未拿到大专文凭。其时，我还以广州市青年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浸会和理工学院大讲“中国青年学”，和学历社会开了个小玩笑。广州市团校，其实也是穗港青年工作研究交流的基地，接待了首批来访的香港中文大学吴梦珍博士以及该校的师生。这批师生和他们带来的朋友，成了日后穗港青年大联欢的推动者和在团校落脚的穗港青年研究所的倡议人。
　　1985年初，我调到广州市委研究室任综合处长，后又调到香港工作。在香港工委负责青年工作，故与团校刘小钢、楚岛生同志等亦多有来住，承他们之托，编写了《香港青年工作》一书。这也算是与团校的情缘吧。
　　真的十分怀念团校复办初期共事的朱蓓蓓、刘哲、周卫华、杨晓平、潘志华、何应欢、何明华、刘钧演等同志，更怀念团校83、84届脱产班和半脱产班那批虎虎生威的学员。谨祝愿大家永葆共青人的朝气和青春。
(作者系原市团校常务副校长，现在香港特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