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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6 阅读32

我女儿为我们知青聚会设计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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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六年后，我和胜利队知青首次会面。
以下是我贴在网上的关于在三十六年后,我和胜利队知青首次会面的激动人心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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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广州了。从走下飞机那刻，我就处于高度兴奋中，连时差都没有了。我的第一场活动是到深圳参加有小赖和壮汉发起的中坤农场胜利队的知青聚会。到了深圳，我首先见到小艺，随后同她到深圳火车站接韦姐。然后，我们又坐上由壮汉押阵的小赖专车，一路开往深圳布吉镇的一家酒店，与等候在那里所其他队友会面。

参加这次聚会的知青朋友有小赖、壮汉、德子、方建的弟弟、韦姐、小艺和我。我们多年不见，咋见面，我们发现当年的小伙子和小姑娘都成了中老年人，那脸上的皱纹、身上多余的赘肉、变形的体态和灰白的头发让我们感到相互间的陌生。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感觉。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时间和空间并不能改变彼此的个性和特征。

壮汉一如三十多年前，豪爽中夹带着喜好恶作剧，他自我交待了一些当年的不轨行为。我们期待他在下次重聚时还会披露更多的“旧恶”。壮汉子，谢谢你了，你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最佳协调人物。

德子“雄”风仍在，还象三十多年前那样。勤勤力力，忙里忙外，亲自驾车运送其他知青朋友到到深圳，回去广州时，自然又是满载而归。更难得是，他还非常大方坦诚在胜利队时曾有一位潮州恋人，还顺便带出另一对广汕之恋。过去了的那些不可能有结果的知青之恋引得我们一番唏嘘感叹。

方建的弟弟还是那样，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看上去总比其他人小。这次他被壮汉的漂亮契女评为最上镜“靓叔”。据他说，由于多年在机关工作，很习惯为首长开门、提包。在聚会时，他“陋习”难改，见门就推，见包就提，让我们几位女士得了不少方便。

韦姐是我们永远的大姐，三十多年的时光消磨了多少事，唯一不变的是韦姐还是我们的大姐。我们向韦大姐致意，感谢她当年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希望她今后多多参加知青聚会，多多开心大笑。

小艺还是一如当年，是我们的文体高手，唱起卡拉很OK，拿起乒乓球拍虎虎生威，不让男士，外加如花相貌，无怪让她的丈夫苦追多年，都不放手。

唯敝人变化较大，由一个好走极端的瘦丫头变成了个爱搞笑的胖大妈。

我们要向组织和资助这次聚会的灵魂人物小赖深深鞠躬。没有他雄厚的财力和高度的热情，我们的团聚活动绝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功。我们还要感谢站在小赖身后的美丽大方的赖夫人和活力无穷的赖家靓丽小公主。

三十多年前，当我们走进胜利队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位身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和脚蹬高统橡胶黑雨靴的小伙子。三十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比我们许多人都年少。从那时起，小赖就和胜利队的广州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自附中同学网站建立以后，小赖就是网站的热情读者，虽然他从不在网上放言。

三十多年过去，大家都有很多的变化，少了许多少年人的生涩和封闭，短短两天的相互沟通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认同感。在这世界上。我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都与生活抗争过，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可惜，在三十几年里，我们各散东西，大多数人都互不交往，少了相互间的支持和援助。其实，如果我们早些明白着些道理，很多事是不应该发生的。

聚会期间，大家谈笑风声，挖出了许多当年胜利队的笑料，高潮频起。我很久没有如此痛快地大笑了。那久违了的青春、活力仿佛回到了我们中间，真想让时光倒流，我们还能回到年轻时代。大家在小赖的邀请下，还唱了卡拉OK为我们的欢聚助兴。小赖的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震惊四座，壮汉唱情歌万般柔情，小艺的《长江之歌》浩荡千里，方建弟弟的抒情曲小资情调十足，德子最后也加入了《同一首歌》的合唱。

很遗憾，我有恐“卡拉OK”症，见“唛”就唱不出声。这次痛下决心，回去美国一定要好好演练，争取下次有好的表现。

当天下午，我们全体特访小赖在布吉的家。看后，我很感触，小赖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热爱，是我所不能望尘。与他相比，我对生活很疏于打理。其实，生活很美好，多少年来我却在匆匆忙忙中，失去了许多机会去感受它的美和好。

当晚，小赖为我们设酒宴，庆贺胜利队知青在三十六年后重聚。为了这次聚会，我让小女儿设计了纪念卡片，让所有参加深圳和广州聚会的朋友都在卡上郑重其实签名字。不过，小赖和其他访问过胜利队的朋友告诉我，纪念卡上所画的为人民服务牌坊已被台风摧毁多年，还有那个刻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影壁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在酒宴上，我们频频干杯，壮汉不断地用菠萝酒的典故鼓励我们进酒。本来，他和小赖有计划要将我们几个女同胞灌倒。后来，他们还是中了歌曲“心太软”的毒，没有实行这一阴谋。

很可惜，还有几位胜利队的知青未能参加深圳聚会，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又到广州流花宾馆再聚一次。参加广州聚会的胜利队知青，增加了大陆、杨迪和小江。据说，大陆和杨迪都是首次在胜利队知青聚会上亮相 ，真是幸会幸会，难得难得。除此以外，原中坤农场的其他朋友，如新苗夫妇、赵家兄妹、阿元等亦到场，为这次聚会增加光彩。

我拉住方建弟弟和杨迪合影，纪念我们当年曾是同一生产班的成员。杨迪那时真是很小孩子气，现在成了公司经理、好丈夫，却是非常地成熟。大家问起他的广汕之恋。他淡淡地说，那时是他让别人白白付出感情。不想，后来他也尝到了为别人白白付出感情的苦涩。

我称大陆为李束陆。他很感慨，多少年了，没人这么称呼过他。我向他道歉，说当年对他有所失敬。他说，他已忘记了我曾说过他什么。话头一转，他很动情地告诉大家，说我女儿为胜利队知青的聚会设计了一张很棒的卡片，请所有的人都要在这张卡片上签字。

小江现在真是伟大又坚强，他是广州一家著名大医院的领导，手下的人员不少是智商颇高的博士和硕士，底气稍微不足，都做不掂这份工作。在这次聚会上，我才知道，是他帮助中坤农场的知青新苗完成了换肾手术。新苗就是在海南上山下乡时拼坏了身体，先是患肝病，后来又患肾病。我们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

回到纽约，我的感觉象在梦中被仙人点化的千里马，到天上游了一番，回到人间。掂掂手中几样东西，一张大家签字的纪念卡片，一盘记录聚会过程的CD，一叠相片，还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我又在想，是不是要在美国筹划一次胜利队知青海外聚会，让阿民、小珞、方建和双子都看看我们在深圳聚会的录像。
    很可惜，还有几位胜利队的知青未能参加深圳聚会，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又到广州流花宾馆再聚一次。参加广州聚会的胜利队知青，增加了大陆、杨迪和小江。据说，大陆和杨迪都是首次在胜利队知青聚会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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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和我的知青朋友们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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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民、双子和我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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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珞和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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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以上帖子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孩子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将海南时结下的那份情谊保持那么长久。其实，我还没告诉她们，胜利队的知青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一年多；而且，那时胜利队的很多男知青的样子如何，我都没看清楚。如果，她们了解到更多，越要不明白我们这些曾是知青的前一辈人到底是怎么了？

我很想告诉她们，人年青时真好，做梦都想再重温一下二十岁时的美丽、纯洁、轻盈和快乐。孩子呀，妈妈也曾年轻过，然而，妈妈当年的青春倩影早已荡然无存。除了几张发黄的旧相片，能找回妈妈的青春的就是那些曾经与妈妈一同渡过纯真岁月的同学和知青朋友们的记忆。每次，妈妈与年轻时的同学、知青朋友聚会，听听男生们说些当年的我如何如何，心里还是很美的。

与妈妈一同到海南岛的男生们有不少，可惜，那是个男女同学界限划得很清的时代，我与他们交往的机会实在很少。但是，我相信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其实，我们这些女孩子对男孩子们也都很欣赏，因为三十多年前，大家都正值青春年少，处于人生最有魅力的时期。

我很想告诉孩子们，妈妈的二十岁生日是在上山下乡中渡过的。二十岁时的我对自己很没信心，不是担心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就是忧虑自己不够聪明。在男孩子面前，我的头都不敢抬起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二十岁时是个很失败的女孩子，不能够吸引任何异性。三十多年后，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年的男孩子们，大概有着和我们相同的想法，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足以吸引异性，对我们采取了远远观望的态度，我们就这样相互错失了。

还有更多的情由，是永远解释不清楚的。现在，我们都喜欢将知青聚会称为“连续聚”，每一次聚会都有新话题。上山下乡给我们很多知青的人生带来过困惑和停滞。然而，三十多年后，我们才发现，在这个由轰轰烈烈走向偃旗息鼓的运动过程中，我们留住了对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还那份说不清道不明深情厚谊。

胜利队的知青是如何组合起来的，我们自己都说不明白。在聚会时，我们问大陆。他含糊其词，没有说个太明白。不过，三十多年后再相会，我们发现，所有的胜利队知青都有自己的精彩人生。

大陆离开胜利队，一直都是兵团重点培养对象，在知青大回潮时，他以调干的方式回到广州。后来，他还到了省港澳办公室工作。壮汉回城后，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东方和双子都有幸成为中坤农场选送的工农兵大学生。东方现在是港口建设工程专家。双子则远渡重洋，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阿民调到广州市郊后，又在那里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杨子、韦姐和她的妹妹、小珞和我都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后，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成为知青中的幸运儿。

其中，杨子、小珞、阿民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纷纷到国外留学，攻读硕士学位。不过，杨子在学业完成后就海归了，现在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

而我们几位胜利队女生都已在国外定居。小珞现在加拿大的一家大银行工作。阿民和我都在美国居住。我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中学教书。阿民在美国的医务系统工作。韦姐和妹妹都是学医的，毕业后都在广州的医务系统工作。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海的早逝，她本来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好一些才是。

小艺于1977年初回到广州，因为家里托了人帮忙，找了个尚算不错的单位和工作，因为不想拂了人家好意，所以没有参加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到了1979年，她的想法有所改变，还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她报名参加高考，虽然分数已经过了重点学校的录取线，但遗憾的是这年开始限制考生年龄了，终究没有被录取，后来到广州业余大学的“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去了。

以后，她一直与图纸设备打交道，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直至退休。其余的人，方建到了海外经商，他弟弟在机关工作，杨迪是一家煤气公司的经理。

还有那个常被其他男孩子拿来开心的小江，从武装连到了广州卫生学校读书，然后再留校做老师。最后，他成为广州一家大医院的领导。

德子是胜利队知青中离开最晚的。他在1982年回城时，想找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很困难。当时，他无政策饭可吃，只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在国企就业不成，万般无奈，他走了另一条道路，成为中国最早的个体经营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成语在德子身上应验了。至今，他在商场打拼二十多年，早是一颗砸不碎、咬不烂的铜碗豆了。

说到小赖，他的生活经历也很不一般。他是中坤农场子弟，农中毕业后，在本场胜利队就业。1968年大批广州知青到了海南，小赖不知不觉地与这些广州来的光头仔们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他在中坤农场应征入伍，在部队入党提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大发展时期，他转业到了深圳，做了开放改革的开荒牛。现在，他是深圳某区的党政领导干部。

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小赖也许不会与这些广州来的城市青年交上朋友，受到他们的“腐蚀”，开始向往那种与自己父母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记得，小赖在知青来到胜利队后，曾挨过姚指导员的狠剋，说他变了质。

老古虽然不是胜利队的知青，但他是我在海南生活时一个重要的朋友。而且，由于他的不断呼吁，才引起我们不少人对知青历史的精神回归。老古回城以后的生活与很多人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知青历史的孤独的精神守望者。他在一九九十年代末，就开始用不同的体裁写作，回忆知青生活，进而又对中国的知青运动进行调查和研究。他自费印刷了《留痕的岁月》和《中坤知青史料》，虽然很多熟悉的朋友都不支持他对知青题材的收集和研究。

在去年，老古和另一位中坤知青发起编撰一本中坤知青照片集。老古为这本题为《定格往事情怀》的图片集，花费大量的私人时间和宝贵的精力。图片集收集了三百七十六张中坤知青拍摄的照片，还附有许多当事人所写的短小文章，介绍了照片的背景和轶闻趣事。这本书终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被有关部门的图书馆所收藏。老古对知青运动所持有的执着和关注，使我们极为感动。愿他注意身体健康，继续努力耕耘知青运动这块丰饶的土地。

俗话说，兵孬孬一个，将熊熊一窝。我们胜利队的知青在姚指导员的手下时间都不长，不外是一年、两年，最多不过三年。离开他后，大家都很出息。不知是被他剋得学聪明了，还是他当年慧眼识英雄，把最棒的广州市青年都挑到了胜利队。

我们这一代，早被人总结为：“该读书时停课闹革命，该就业时要下乡，该生育时只一个，想提升时讲文凭，人到中年讲下岗，临退休时调政策。” 而这类在网上流行关于知青的顺口溜在胜利队的知青身上并不适用。我们之中的高学历人材不少，博士、硕士好几个；亦不乏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人材。就是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的胜利队知青，也都活得萧洒自如，没有怨天尤人之啧言。我要特别感谢三十年前姚指导员对我的敲打和修理。

也许，知青不是圣人，无法抵御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的诱惑或是优越的受教育机会，最后，他们都陆续离开了那些世代在农村艰苦劳作的“小芳”们；甚至，连小赖这样的有进取精神的农场青年也离开了海南。虽然，离开后广阔天地的知青们中有不少人至今怀着愧疚的心情面对“小芳们”，但毕竟人已走，那杯中的茶水想热也是很难的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在海南那飘忽不定的煤油灯下，知青中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虚幻豪情代替不了冷酷的现实，中国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于是，伏案夜读成了他们每天的功课，大家都在默默地期盼着变化的来临。

知青运动这艘巨轮终于遇到冰山，那就是千千万万个的中国普通知青家长的不满和抵制。那时，中国有上千万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知青运动的影响，孩子到农村后不能维持正常经济收入，无法解决就学和婚姻问题。这种政府行为的移民运动，用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手段来消除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失败。

敲锣打鼓送下去的城市青年，本来有些人已经长期扎根，受到当地的培养，却经不住回城狂潮的冲击，全部跑了回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的教训，民心不可背向，科学的规律不可违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世纪的车轮终于翻过来了，中国又再次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上，知青运动寿寝正终。命运永远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们，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十年的上山下乡，二十余年的经济大潮，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青春时期，中年时期，最后迎来了金色的晚年。

对这场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知青运动，我现在已很少追究它在道德观念上的正确与错误。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无法控制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知青运动的出现亦是如此。当大批的知青坐上红卫轮，驶向海南岛的时候，我想着可以摆脱那些斗争父母的革命群众监督，还是很情愿的。到了那里，我可能经历了太多的忧患，而无福享受安乐，我才与知青运动这艘巨轮别上了劲儿，非要看着它沉入大海才甘心。

我们无法向后代人评论这场运动的功与过，但可以将我们这代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如何学会生存的经验传递给他们。我们的父母是在改朝换代和战火中度过了人生辉煌时期，我们是在革命和社会动荡中度过了人生最可贵的时期，我们的下一代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无法预知将来，但是人类的生存理念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要与时倶进、跟上时代脉搏，做生活中的强者。

知青生活经历给我留下的影响是终生的，甚至我的价值观都受到影响。我和丈夫都是知青出身，不但不厌恶劳动，而且还重视劳动对个人成长过程的正面影响。

我们的孩子们高中毕业时，在我们的鼓励和强力推动下，她们曾到餐馆打工，在百货商店任过售货员。许多朋友都谴责我们的无情，孩子们也觉得我们过分，我们始终坚持了我们的观念，适当的劳动锻炼是孩子成长的营养素。当然，我们时时提醒孩子，在劳动过程中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伤了腰腿。

现在的孩子心理状态都很脆弱，不能坦然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无法应对来自外界的委屈。有的孩子因此还出现障碍精神，患上忧郁症，甚至自杀身亡，走上绝路。

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家庭，我常常告诉孩子我是如何解决自己在十七八岁时遭遇的困难和痛苦。这种忆苦思甜的教育很有效，我的两个孩子虽然受美国教育，但都不骄横，在处理某些问题上，比她们的同龄人要成熟一些。 今年春天，我的小女儿提出暑假要到中国北方农村做义务英语教师。我很严肃地问了她几个问题：你是否能忍受一个月不洗澡？你是否可以和农村的老乡吃一个锅里的饭？你是否可以在遭遇暴力袭击时保护好自己？你是否可以在没有人帮助下独立进行教学工作？我将自己在十八岁时初到海南时遭遇的生活不便，都变成了问题向她提了出来。

孩子被我问傻了，她觉得要考虑一下。经过认真的思考后，她告诉我，她还有完全准备好应付所有这些困难，所以放弃这个计划了。我相信，将来她一定会准备好的，如有机会，她也可能象当年的我一样，走向广阔天地，亲身体验当年知青的生活。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知青运动已走过了四十年，当年的提倡者已不在世，政策的执行者也大都不在世了。作为这场运动的当事人，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作为个人，没有力量改变命运；又因为，我的埋怨也无法解决问题。

至于是否要求国家赔偿损失，我想不必了。这么多年，所有因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个人带来的困难，都已被我后来的努力所克服了。我唯一的希望是，这种浪费和折腾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时间财富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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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老古和另一位中坤知青发起编撰一本中坤知青照片集。老古为这本题为《定格往事情怀》的图片集，花费大量的私人时间和宝贵的精力。图片集收集了三百七十六张中坤知青拍摄的照片，还附有许多当事人所写的短小文章，介绍了照片的背景和轶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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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在接受广东省电视台记者的访问，介绍自己如何编辑《定格往事情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