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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鸟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革命的组织则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中介环节。20世纪初，作为第二国际内部公认的两个左派领袖，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曾经就一些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的是非曲折，不仅影响了当时那个时代，而且对于今天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争论的缘起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为了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各地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些小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面临着组织上思想上十分涣散，小组习气重的问题，这一切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受挫。在1898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虽然制定了党纲、党章，但是并没有真正地把俄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统一起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列宁在1900年前后从流放地回来之后，一直强调要建立巩固统一的组织，加强各城市的联系，团结无产阶级。为此他提出了“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也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以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就在组织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党章第一条进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列宁关于党员资格的建议是，党员应该“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按照马尔托夫的观点，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只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样必然会使党变成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

1904年2月到5月，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它需要有统一的党章，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以及统一的领导机关。也就是说，列宁所强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这样的党不能涵盖整个阶级，而是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党也不是一般群众组织，而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者。党的组织原则就是集中制。列宁集中制思想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的反对,特别遭到了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中闻名的罗莎·卢森堡的反对。1904年7月10日,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强烈地表示了她的反对意见。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全文转载，并认为,此文讨论的虽然是俄国党的情况，但对正在讨论组织问题的德国党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卢森堡首先科学地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她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任务，这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制定一个适合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在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开展群众运动。这就必然使俄国的政治运动更多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抽象宣传”。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状态也使得工人阶级缺乏广泛的联系，已经建立起的组织具有强烈的“分散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把无产阶级从相对分散的状态引导到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统一性的政党组织中来，这就是一种集中的方式。卢森堡并不反对集中制，而且她认为“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所诞生和成长的基础就是以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的，其历史使命就是要“在特定的国家范围内作为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代表反对一切局部的和集团的利益”。在卢森堡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样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它必须要把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职业的集团紧密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一个集中制的政党。但是在这个团结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卢森堡将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称之为“无情的集中主义”，并认为列宁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布朗基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50年中,有34年是在监狱中而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 “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布朗基继承了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密谋传统，主张用极秘密的方法、极严格的纪律将少数知识分子或工人组织起来，举行突然的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表面上看起来，列宁建议一个秘密的、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主张与布朗基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而，不仅是卢森堡，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整个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都用“布朗基主义”来恶毒地咒骂列宁。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最杰出的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代表的是过时的革命观点的代表，早已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了“。

卢森堡将列宁与布朗基主义相提并论，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

第一，布朗基主义不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的阶级行动，也不需要群众性的组织，“既然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革命时刻才出现于斗争场所，而预先准备革命袭击的行动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把受委托进行这种一定行动的人同人民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就是直接需要的。”而列宁与布朗基一样，也把“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

第二，布朗主义的策略和具体任务是同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联系的，都是随意制定的，预先编制固定的计划，连细节也都作了规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组织里的普通成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外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而列宁所做的，正是“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

先锋党与群众组织的辩证关系

我们先看卢森堡对列宁的第一点批评。

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同民粹主义和他们密谋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但是，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

俄国当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是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非常严酷的沙皇专制统治。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当时的俄国产生了很多自发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些小组中的新战士大部分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也没有继承之前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小组的经验和教训，大部分“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由于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对付政治警察的专业技巧，以及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和较差的组织纪律性，这些小组往往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快被沙皇政府破坏了。各地的小组长期处于分散的、一盘散沙的状态，小组与小组之间缺乏联系和继承性，运动长期在低水平状态上长期重复，列宁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手工业方式”。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在《怎么办》这一当今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圣经”中，列宁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要遵守极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且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的过程中，掌握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具有同资本家、警察、政府做斗争的专业技巧。

列宁指出：“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从这一点来看，列宁确实是在“先锋队”与普通工人群众中间划了一条极严格的线，只有最有觉悟和组织纪律性的人才能成为“先锋队”的一员，“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但这并不像卢森堡所说的那样，是“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列宁所要建立的这个“有组织的核心”，恰恰是深深地根植于工人群众的，它不仅是在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而且时时刻刻把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建立和扩大受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组织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列宁指出：“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在列宁看来，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只有这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

所以，卢森堡总结出的布朗基主义的特点：“不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的阶级行动，也不需要群众性的组织”，跟列宁的观点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影响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是列宁理论的绝对要素。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点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就像列宁在回应文章中写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群众的自发运动与先锋党的政治领导

我们接下来看卢森堡对列宁的第二点批评。

卢森堡认为，列宁“极端集中制”产生的根源，在于这种布朗基主义式的策略和具体任务是同群众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联系的，“都是随意制定的，预先编制固定的计划，连细节也都作了规定”。这样，组织里的普通成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外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

很明显，与列宁强调先锋党自觉的政治领导作用相比，卢森堡更侧重于强调群众的自发的革命觉悟和行动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她的演讲和著述中（例如在其1906年对“群众罢工”和俄国革命的分析中），革命进程的“自发”性是卢森堡分析的核心命题。卢森堡的总体逻辑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

在卢森堡看来，群众自发的“行动”总是先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首创性和自觉领导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像列宁所设计的掌握大权的中央机关，只可能会“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不坚定性有增无已，并且加深奋起进攻的群众和踌躇不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她并分别以俄国和德国为例，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10年已然表明，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总是不受束缚的运动本身所产生的自发后果”，而不是“任何专门的领袖或‘领导组织’先决的、机械的发明”；而在德国也是同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

卢森堡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强烈支持与列宁对它的极度怀疑形成了鲜明对比。卢森堡忽略的一点是，群众要想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获得对革命任务的清晰的认识，仅靠在斗争中形成的经验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些任务不只与斗争的直接动机有关系，只有在对总体的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和内部矛盾以及国内外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理解这些任务。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持不懈的准备，不以革命纲领的精神对千百先进工人进行教育，没有这些先进工人多年来努力将纲领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仅仅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就可以在一夜间由广大群众创造出与历史形势相符的意识来，就是绝对的幻想。

同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要依靠群众的阶级意识、强有力的阶级组织之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革命策略。如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硬实力”的话，那么灵活的策略和计划就是一种“软实力”。策略和计划是高度主观性的，正如列宁所说，它反映了“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正因为它是高度主观性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所制定的策略不一定会完全正确。正确的策略和计划可以让无产阶级的硬实力发挥加倍的效果，反之，错误的策略则会使无产阶级的硬实力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制定的策略可能错误，就否定主观的策略和计划的重要性。就像是两军对垒，没有策略和计划的后果，就是让无产阶级在灵活布阵的资产阶级面前，毫无头脑地去猛打猛冲。

正因为策略和计划的高度重要性，才凸显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这个先锋队的指挥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性。就像是两军打仗，如果一方的将领是一个初出茅庐、未经战阵的毛头小伙，而对方统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那么在双方硬实力相同的情况下，后者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要大很多。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大量群众会迅速地被席卷进来，但是并不是要听凭群众的自发性，让装备简陋的群众去毫无头脑地跟非常富有统治经验的资产阶级去猛打猛冲，而是要在一个经过了很多年斗争历练、经验丰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指导正确的路线、策略和计划，与资产阶级进行斗智斗勇的斗争。

当然，卢森堡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卢森堡所生活和战斗的德国，确实是这样一副景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蜕变为一个机会主义集团，在自发的群众革命情绪面前，这个党是保守的、改良的，它不是要激发群众的革命意识、领导群众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恰恰相反，它是要限制群众、束缚群众，生怕群众的自发性会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但是，这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政党天然就“带有保守的性质”，而只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机会主义分子领导下蜕化变质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与机会主义集团决裂，重建一个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可惜的是，当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理想主义在往前走一步，就是空谈主义

既然卢森堡反对列宁式先锋党的集中制，那么她提出的方案是什么呢？卢森堡提出，她并不反对集中制，但是她所理解的集中制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她将之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而要实现这样的“自我集中制”，则需要两个条件：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而在卢森堡看来，这两个条件在俄国都不具备：“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

卢森堡说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如果大部分无产阶级都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政治行动能力，如果俄国当时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那么，我们肯定不需要布尔什维克这种高度集中的秘密政党。如果读者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接着加几个“如果”，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一定会更加顺畅和理想化。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一个排除了各种杂质的真空中来做沙盘推演，而是在一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现实斗争。要进行这种斗争，就必须承认现实，面对现实——即使从现实出发得出的结论，听起来不是那么悦耳。

理想主义与空谈主义之间，有时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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