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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抗战史的重要篇章
——曾庆榴教授谈共产党人在广东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若干问题
（广东党史2005.04）

问：我们想请你谈谈广东党史和华南抗战史研究的问题。你认为当前广东党组织与华南抗战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
曾：广东党组织在华南抗战中的作用，一是领导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二是独立组建抗日游击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三是派出不少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在其中参加抗日。比较而言，我认为对第三点研究得比较少，有关的情况还不够明晰，应加强这方面调査和研究。

问：广东省委当时对派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态度如何?
曾：广东党组织是在1936年秋重建的。抗战爆发前后，党组织得到巩固、健全和发展，党员人数增加。1938年4月，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专门讨论了党在抗日武装部队中工作的方针问题，决定以输送学生投考军校或训练班、组织随军服务队进入军队组织、参加战区政治部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加入部队等途径，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省委并提出了“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是当时广东省委的一项重要决策。

问：据你所知，抗战时广东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或军事组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派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工作，涉及不少部队或军事组织。最早是派人参加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抗战爆发前，“南天王”陈济棠因两广事变失败而下台，余汉谋继之而入主广东，任第四路军总司令。1937年10月第四路军护干班成立，由少将军医、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陈汝棠主持。广东省委乃派党员李守纯（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李云、宋绿漪等到护干班工作。1939年初，护干班改编为广东省振济委员会救济总队。据郑海航《闪光的历程》一书说：救济总队部13名视察员中，有10名是共产党员。先后加入“护干班”、“救济总队”的中共党员，目前可以列出姓名的有78人。随后又从救济总队选派了一批党员，到第四战区巡回医疗队担任正、副队长。

问：余汉谋是当时广东军事首脑，听说广东省委曾将余氏所率之部队列为主要的工作对象，情况是这样吗?
曾：余汉谋1938年6月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何应钦）；广州失守（1938年10月）后第四路军缩编为第十二集团军，余兼任“十二集”总司令；1940年3月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正如你所说，当时广东省委十分重视对余汉谋部的工作，曾经将这一点列为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重点，先后派许多党员到上述四战区、“十二集”和七战区从事有关的工作。

问：广州失守前，广东省委是否派过党员到余部工作?
曾：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左恭（中共党员，当时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出现）任政治部主任秘书。此时，参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郭沫若任厅长）的做法，在四战区政治部成立专门从事军内外政治、宣传工作的第三组。广东省委安排著名教授、中共党员尚仲衣（留美博士、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39年初入党）和石辟澜（全国救国会执委，1936年入党）、孙大光、刘向东、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到第三组工作，由尚仲衣任上校组长。省委还安排了一批党员投考第四战区政治大队，开始时李静、汪绥祚、朱慕湛等12名党员被录取，后来该大队的党员增加到29人，几占全队总人数（60人）的一半。此外，省委还派党员区梦觉、姜君辰等参加四战区长官部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并动员各地的共产党员及抗日青年参加“动委会”所设之“战时工作队”。

问：在史料上经常出现“随军工作队”一类团体的名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曾：应当说，有不少“战时工作队”、“随军工作队”、“战地服务团”是中共组织起来的。如广州沦陷前，广东省委曾派党员蒲风（诗人，1938年入党）、徐青（1936年入党，八路军驻粤办事处干部）等到驻从化、潖江地区之154师工作。蒲风任该师922团上尉书记官；徐青任该师“随军工作队”队长，该队队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后来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工作的唐凌鹰。154师“第二随军工作队”，是由广州著名的“锋社”话剧团编成的，该剧团的“名角”梁绮以及李门、马孟平、何澄宇、李悲而等，就是共产党员。

问：广州失守后余汉谋的态度有何变化?
曾：广州失守，余汉谋作为广东最高军事长官，备受各方责难。他因此而想奋发图强，振兴部队，激励土气，提高战斗力，以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挽回“十二集”的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当时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写道：余汉谋这时“欲埋头苦干，用比较进步办法复兴十二集团军”。他会见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请云广英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他整顿部队、训练干部”。所以说，广州失守后大批中共党员和抗日青年之加入“十二集”，是出于余汉谋、李煦寰（政治部主任）的主动引进和吸纳。广东省委当时决定“大量帮助之”，一面向余、李建议整军，一面动员大批党员、青年到“十二集”工作。

问：当时究竟有多少中共党员参加了第十二集团军?
曾：广东省委当时派廖锦涛（1937年人党，曾任中共澳门工委委员，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团长）、陈中夫、陈长源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并带动各地进步青年600多人参加了“十二集”的政工总队。说得具体点，1939年春在翁源香泉水办政工队员训练班时，在各中队的中共党员有：一中队31人，二中队33人，三中队28人，四中队30人，五中队7人，六中队4人，八中队26人，独立区队14人。是年10月结业后，廖锦涛授上尉衔，留总队部工作，其余队员多数被分派“十二集”所属各部队。其中派往151师的党员有陈中夫等11人，152师有陈长源、李信等24人，153师有赵启良等12人，154师有唐汝桥等13人，157师有王尚贤等22人，159师有邓克达等12人，160师有孔昭銮等17人，186师有彭展寿等12人，独立20旅有周卓勋、陈长源（后调入）等10人。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队员被分别授予中尉连指导员或干事军衔，亦派赴上述各部队。1940年秋，“十二集”又招收了数百名政工队员，继续在始兴东湖坪举办补训班，在其中工作的有廖锦涛、陈中夫、李见心、汪绥祚、刘天行、梁绮等。在七战区政治部和政治大队，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
在此前后，在“十二集”所属各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在政治特派员室有钟承宗等，152师有练锡鸿等，157师有柯光政等10多人，187师有陈文信等20多人，独立第九旅有胡沥、姚熔炉、林照明及作家易巩、于逢等。潮汕党组织也派党员参加独九旅战时工作队，并将以共产党员罗林为大队长的汕头青年抗日游击队改编为“独九旅游击队”。

问：有的资料说：参加“十二集”的中共党员有130多人。你这里说是200多人，根据何在?
曾：我最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十二集”政工总队的有关史料。杜襟南同志1939至1940年间曾经负责过“十二集”中共党员的工作，为了弄清楚有关的问题，我多次向他请教，并细读了他给我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他当年的工作笔记和他所联系的中共党员名单。根据他开列的名单，先后在“十二集”各部队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包括少量在后来入党的），共有266人。关于“十二集”其他情况和抗先的情况，多数也是从他的谈话中得来的。

问：共产党员当时还参加了哪些军事组织?
曾：1938年8月，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劳工干部训练班，对工人实施正规军事训练。劳工部委托省会警察局局长李洁之负责办班事宜。中共广东省委发动了大批工人骨干投考训练班，并派郭大同、李镇靖等近30名党员参与该队的工作，由郭、李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该班9名教官，共产党员占6名。训练结束后，当局发给武器装备，拟组建工人抗日武装。1939年初，党组织派袁鸿飞、李株园等10多名党员加人广东省保安处政治大队，是年冬该部队扩编为暂编第二军，驻防西江两岸。

问：在张发奎的部队工作的那批中共党员，也是广东省委安排的吗?
曾：抗战开始，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钱亦石、杜国庠、石凌鹤、刘田夫、左洪涛、何家槐、杨应彬等共产党员被派到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工作。1939年初，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的部分队员随长官部移驻粵北韶关，被分别分配在长官部的有关部门工作。在张发奎部工作的中共党员还有张敬人、孙慎、朱河康、王河天、麦新、吉联抗、郭弼昌、方兮、吕壁如、沈振黄、沈丹凤、郑黎亚、杨冶明、黄凛、常学等，先后共20多人。这批党员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的。

问：据说还有许多中共党员在莫雄、张炎、伍观淇等部工作，其中的情况怎么样?
曾：抗战时莫雄曾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中共北江特委先后派饶华、邝达、林铭勋、朱小仲、何俊才、黄桐华（1941年4月入党）到其中工作，黄桐华先后任“挺二”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和副同令。在莫雄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先后有100多人。1938年10月张炎任广东省第十一游击区司令，曾主动要求共产党给予帮助。党组织于是派党员周明、阮明、林林、黄景文、黄秋耘等，并动员大批青年到张炎部工作。抗战中、后期，党组织又派陈信材等与张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参与组建抗日民众武装，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在伍观淇（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部，中共北江特委、西江特委先后派28名党员在其中工作。1944年秋，中共西江特委通过李济深的关系，组织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有70多名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所属各中队、突击队队长及主要干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由李镇靖任该部参谋长。1938年11月，共产党员陈少陵、包华率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成员到四会参加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政治大队，后又把工作推进到三水前线去，分别成立两个中共特支，共有40多名党员。其中陈少陵、李静山、冯剑青、李伟洪在与敌军作战中牺牲。此外，广东省委还派党员张风楼到吴奇伟（长江江防总司令，驻湖北宜昌）部工作，任其部中校秘书、科长；派党员罗哲明任第九战区（长沙）政治大队中校大队长，等等。

问：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点评，中共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对抗日战争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曾：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在广东各地、各部队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的中共党员人数比较多，加入者不但有大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脱颖而出、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党员，而且有较有社会影响的文化人；涉及的部队较多、地域较广，尤其在余汉谋部，许多师、旅、团都有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坚持的时间也比较长，当中虽然受到皖南事变的影响，但直至抗战后期仍有不少党员在国民党军队工作。
共产党员在广东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对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日，坚持持久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广东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情况，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广东抗日军队中的开明将土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大气候下，为振兴部队，坚决抗日而一度放手让中共党员和各种抗日进步人士到其部队工作造成的，是他们主动引进和吸纳的结果。刚才我说过：广州失守后，余汉谋曾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云广英提出为他的部队输送干部的请求，这件事在档案资料上有记载。顺便指出，当时在余汉谋部队工作的，还有不少“第三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因此，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精神，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了国民党军队抗日，对社会各界来说，也有带动的作用，即带动他们积极运用各种条件、各种机会参加抗日战争。当时在粤北的抗日军队中，实际上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亲密共事、团结抗日的局面，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极有意义的现象。我打算另外写一篇文章，以阐述其事。

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在部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哪些实际成效?
曾：这方面的成效是很显著的。当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新型政治工作，所谓“新型”，即是在内容上、做法上带着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色彩。他们积极参加或实际主持了某些部队的政治训练，努力更新政治教育的内容，甚至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政工教材搬了过来，将北伐军、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引入了部队。许多党员分别担任了部队的各种训练班（香泉水、东湖坪政工干部补训班）的骨干，同时又将大批抗日青年引进部队，为部队充实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在各部队的政治大队、政工队工作的党员，深入部队宣传抗日思想，讲解抗战形势，与官兵谈心、交朋友，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并帮助士兵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增强军民团结。这种新型政治工作，大大振奋了官兵的精神面貌，增强了部队的抗日战斗力。当时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活跃了部队，减少了逃兵，使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如在1938年10月的惠（州）、广（州）之役中，151师被日军击溃，师长莫希徳被撤査。在四战区政治大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奉命参加该师的整训，与官兵同吃、同住、同操练，深入细致地做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因而有效地恢复和增强该师的战斗力，使之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粤北会战。

问：国民党军风的将士对此有何评价?他们发表过肯定的意见吗?
曾：第四战区中将高参李洁之说：经过政治训练，“官兵团结，士气大振，加强了战斗意志，为粤北两次大战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十二集”总司令余汉谋对此也给予过肯定。广东省委当时的报告说：“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愿给他们当连、排长，作下级军事干部，以加强其下级基干。”余汉谋、李煦寰曾于1940年初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云峰（李信）、张钊出具了“证明书”，称赞廖、李、张等率领来自澳门的队员“加入本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自去年三月以来均能实干苦干，努力负责，殊堪嘉许。
广东派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古大存、区梦觉在延安所作的报告说：在日军进攻粤北时，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政工队，“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煦寰也很信任这批青年。”

问：那一批党员到过抗日前线吗?打过仗吗?
曾：许多中共党员都随所在部队奔赴前线，打击日军，分别经历过南浔线抗战（160师服务团）、增城抗战（“护干班”）、西江抗战、潮汕抗战、两次粤北会战、桂南昆仑关战役，等等。1938年10月，当日军进攻广州时，“护干班”第一中队开赴增城实施战地救护，5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在战场上，当中就有共产党员、区队长黄金龙。特别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夏季的两次粤北会战中，“十二集”所属部队的政工队员纷纷上阵，在战火纷飞中与部队共进退，或在火线上鼓励土气，或协助官长指挥作战，或组织群众搬运弹药、抢救伤员。共产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牺牲。共产党员、152师政工队员、任该师454团第七连指导员的姜渭康，在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则负了重伤。当年政工总队的《队报》发表《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了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当时受到表扬的共产党员还有伍兆辉、陈学勤、许喧广等。1939年底，“十二集”的159师、160师奉命开赴广西，该两师的政治工作队随军出发，其中有共产党员杨重华、杨学基、孔昭銮、吴琬等，他们参加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在“十二集”工作的那批中共党员中，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还有黎景尹、洪佩兰等。

问：他们当时还从事了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曾：除在军内工作外，共产党员还以战区和部队的政治、文化、艺术团体的名义，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城乡，积极开展救亡活动，组织民众团体，还帮助训练民众抗日武装。他们的抗日演出活动，对动员、鼓舞人民群众支援抗战和参加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参加下，各战工队、政工队或随军工作队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密切军民关系的工作，如在粵北各地建立“军民合作站”，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而将战地群众组织起来，赋以明确的任务，使之在战时主动配合作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护干班”和“救济总队”，活跃在战地上，执行救死扶伤的任务。他们还参加了四战区长官部的巡回医疗队，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护伤员，特别是营救了大批的难民和难童，为保护人民，坚持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问：听说历史上对这件事有不同的意见，你认为应当怎样看?
曾：过去确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当事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还遭受过残酷的折磨和打击。但我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军队，在其中推动和参加抗日战争，是抗日时期广东国共合作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在别的地方较为罕见的形式。虽然其中并无党与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和协议，而只是出于有关人士的默许；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曲折，发生过反共逆流，但如上所述，前后参与的中共党员不少，涉及的部队较多，坚持的时间较长，在抗日战争中确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故这种合作及其有关的史实是值得重视的。我们今天应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去看这一段历史，肯定历史的当事者双方在民族危难到来时积极谋求合作、想方设法打通合作渠道的行为是有益于历史的发展进步的。应肯定他们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英勇抗日的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以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