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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士心 日期: 2020-06-14 18:46:51

　　中国农耕文化主流意识‘善’，要求统治体现‘为善’。这是在秦‘为恶’的法家统治体系失败后的转向和定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善’表‘恶’里。秦朝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消灭了工商文明的‘墨家’哲学，增长的人口都集中在土地耕作上。统治阶级执行的是‘恶’--法家传承，实现自己的私利，也用私利笼络行政人员。表面宣扬的儒家的仁‘善’。通常‘善’是以思维意识为主导，‘恶’是物质占有表达。而这种封建农耕生产方式，无法使得主流思维意识与物质劳动获得统一。只许统治阶级‘恶’，对劳动者肆无忌惮的征税，不考虑农民与其他劳动者的合理物质维持。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土地兼并的要害，是大地主不负担税赋，自耕农负担越来越重难以生存，得不到被雇佣的机会。最后流民遍地，革命推翻旧皇朝;或者是财政危机，国防削弱，游牧民族入侵，文化凋零，传承陷于覆灭。然后建立新王朝，陷入下一轮土地兼并，流民革命。秦后2000年历史，儒学没有解决300年大限轮回问题，儒学能够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和脊梁吗?

　　东西方对于‘善’一致的地方，就是利他。东方中国的‘善’是承认彼此关系合作才能有自己的生存。西方‘善’是排斥利己的绝对思想和行为，现实中难以实现，又是生存的需要，主要以宗教的形式体现，黑格尔哲学中的‘善’与神学距离不远。亚当•斯密经济学有深远影响力，在于其力求思维与物质所求的统一，在不损害他人情况下获得利益。但资本主义是零和规则，胜利者占有全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思维‘善’与物质占有‘恶’无法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从人本质的物质与思维性来看，承认善恶都是人的合理存在，但认为‘恶’物欲性对人类历史推动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商文明，虽叛逆但无法脱离大背景。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乃至行为差异，是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的矛盾和差异。两种文明融合的结果是日本今日。走日本道路就是发疯，而传统农耕经济显然无法让华夏民族存继。中国对日本不认同，就像汉对秦的法治文化不认同，但骨子里是羡慕的，想仿照明治维新，接受工商文明，推行市场经济。与日本单一民族不同，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靠华夏文化支撑和纽带链接在一起。市场经济全球化，那必然灭失传统的农耕文化，消灭华夏历史，去掉了华夏民族的半条命。参照南斯拉夫近30年历史，仿照日本会四分五裂。失去文化特征，血缘难以保持。埃及不稳定，原因是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失去了古老文明继承，东歪西倒。再看犹太民族传承，他以犹太教和商业文化为主。不信犹太教者，犹太民族不承认他，别的民族也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市场经济下推行儒教，比封建社会儒表法里差距更大，更虚伪，更可笑，他们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一个民族无法树立内洽的文化，也就无法统一民族的意志和力量。

　　物欲是没有尽头的，这是西方工商文明的宗旨。中国提出勤俭奋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历史的曲折，如果放在东西方文化矛盾融和的背景下，也许看得更清晰。东亚国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方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日韩是被锁链遏制着喉咙，走狗、奴隶状态不是国家民族完整的典型。物质维持是天地--自然界带来的先天本性，是无法消灭的。但只强调物性，则会失去人性。按马克思宗旨：人性是人类存在活动的始基性--物质劳动创造，由此产生的新思维和新的存在方式。由此产生的创新思维对人类存在活动的指导和矫正即是辩证法。维持物质基本需要与思维意识平衡，继而创造新的生存方式，是中国古老哲学的精髓。
　　建立内洽创造文化，具有东西方文明融合特征，绝非立竿见影，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这才是华夏复兴的根基。‘实践检验唯一标准’乃试错方式，在生死存亡边际，能付的起错误实践的代价吗?也许缓慢进行才是最好的，出错可以及时纠正，代价最小。但须在确立理论前提下，没创新理论一条道走到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中国2000年农耕文明的‘善’‘恶’自身都无法统一和谐，否则不会有三百年朝代更迭限制问题。西方工商文明的‘善’‘恶’也无法和谐统一，否则不会有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延续到现在的战争与和平，经济危机周期乃至停滞问题。两种差距较大的文明难以融合，而把二者中的两个极端‘善’与‘恶’要融合在一起，好似天方夜谭一般。

　　哲学是民族文化的升华物，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是一个民族的时代标志。没有自己哲学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不能在世界留下深刻印记被其他民族尊重。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发展。我们需要能够抓住根本、与大多数人生存血肉相连、回答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趋势的哲学。我们需要能解释世界，并能指导开创新世界的哲学。

　　儒学占中国历史统治地位时间长，民族危亡时有气节者、英雄多受儒家教育，这是事实。仔细分析起来，不如说受孟子学说影响。孔子学而不倦，不耻询问，有教无类，慎独反思是我们需要吸取的。至于伦理，我认为敬祖，怜悯同类，扶助幼小可取。其它纲常还是算了吧，最起码不如孟子的君贼说：权力来源于人民。其浩然正气说是中国精神脊梁的一部分。荀子继承了儒学，在此基础上创见了法家逻辑和理论，李斯韩非子都是其学生。商鞅是法家重要实践者，而荀子是法家理论集成者。其理论值得深入研究，看看他如何把对立的儒法融为一炉。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助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国哲学在秦后停滞了2000年，已经落后。用自身标准解，董仲舒干过，这套标准以统治阶级需要为尺度，实用但哲学上荒谬，朱熹把荒谬推到极致。现在国学国粹研究比董仲舒和朱熹还要低劣，俗解成鸡汤或乱炖。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认识传统文化，是个好的开端，同时代几个人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开路先锋为严复和梁启超先生。

　　先秦百家，老墨儒法四家需要花费大力气，管仲学由于实用被人忽略哲学价值，兵家也是如此，杂家由于吕不韦名声不好被人无视。上述七家是必须研究的。把儒学视作传统文化精华，遮盖其余。说批儒是日本明治维新搞得，那意思就是说批儒者汉奸也，这是崇儒者的信口开河。
　　明代官方崇儒，民间开始批儒，王阳明是儒学的深刻批判者，当然还是打着儒学旗号干的。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及多部文学作品对儒学嘲讽，看到儒学视野狭隘。批儒绝非是1840年后才开始，或甲午海战后才开始，也不是是五四运动才开始。宋初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后继者用了全部论语把国家治理到靖康耻。北宋是儒学全盛时期，经济富有，却成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最深疮疤，每次揭开都痛彻人心。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是儒学的叛逆，从骨子里反对儒学，重新审视儒学。源远流长者不能说都是好东西。礼乐诗书治国近似玩笑，与物质生活距离太远，这是守旧文化不能创新。

　　我们崇拜祖宗，从神话传说到三皇五帝，因为华夏英雄带领族人与自然抗争，屡创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精神是祖宗崇拜的本质，也是我们的信仰。这种对先人的信仰比西方的宗教信仰更体现了生存本质。什么是华夏传统文化精华，需要结合社会历史，做艰苦认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