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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平民红卫兵的出现 ==

八月又称红八月，红色恐怖月。主要活动全国出奇一致，斗争矛头向下，对着社会最下层的五类分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暴力指向一直以来被打击的“地富反坏右”。已经引起红卫兵怀疑的省市地方领导和派出的工作队，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而避过风头，大大松了口气。红八月是刘少奇转移压力符合官僚阶层利益的做法，毛泽东麾下的江青一伙，狂热而缺乏方向感，也鼓动破四旧狂潮，与刘少奇同流合污，加剧社会创伤，深深伤害人民。这种反社会的法西斯行为，指向人民主体，破坏社会稳定，造成文革最严重的杀人狂潮。破四旧没有影响专政机器的威力，反而把专政的恶从暗处引向明面，把法治的外衣剥除。

对全民的迫害诞生了另一批文革的反对派——平民红卫兵，平民红卫兵的直接对抗对象是老红卫兵，即贵族红卫兵，他们在对抗中产生的思想理论否定专政机器，主张人民民主，开始脱离毛泽东思想范畴。

怪异的是在这个奇点上，否定专政机器的平民诉求恰恰遇上毛泽东文革否定刘少奇文革的权力诉求。毛泽东8.18 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传达的讯息是要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支持血统论，支持使用暴力否定国家机器，更深刻的是挑动暴力，打碎刘少奇把持的行政权。毛泽东以独裁暴力反对官僚集团专权，却培育出民主反独裁专政的幼苗。

奇异于11人的先知先觉，反校党委、反工作队；矛头向上，炮打省委、中南局，居然步步踏准毛泽东的节奏，次次领会毛泽东的精神。我了解他们并无聂元梓等人通中央文革小组的捷径，即如江青也没有踏准她丈夫的节奏。而附中高三2 班这些大孩子居然做到了。只能说明他们和毛泽东心灵相通，认识一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硕果，杰出的精华，体现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成功。他们和另有诉求的平民红卫兵完全不同，不是异端力量的生成，是打江山保江山的一脉相承，具有思想的逻辑和意志的坚定。五十年后的今天，11人中的大多数仍然保持这一思想。当然也有个别人脱离血统的狭隘，具备了平民意识。但是他们的进化，大都止步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前后，类比当今台上的XXX，退休的刘X，无法走出家族血统意识。

由于毛泽东对紧跟他的步伐的红卫兵鼓励支持，引发更多的年轻人刻意追随他的路线方针，十多年成功的阶级斗争、左比右好的文化教育，使更多的学生转向极端的左翼，几乎成为条件反射，不用揣摩臆测，本能似的知道力量应该朝哪个方向使。

8.18后，大家已经明白斗争矛头要向上，要向支持刘少奇主张的省市地方党委开火，要把斗争火力烧到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党政领导机关。在八月破四旧、大串联的全国性纷扰中，以11人为主的附中红卫除了参与组织广州市统一的红卫兵总部之外，还干了件领先全国的大事，顺着派工作队的藤，摸到了主张派工作队，通过工作队控制学生运动的广东省委，写出长达四万字的大字报《炮打王兰西，猛揪欧梦觉》，接着牵连到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已上调北京任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陶铸。（参看李为民《附中红卫兵记事》）
对立面的南海红卫兵后来跟上了破四旧的节奏，参加大串联，负责学校牛鬼蛇神队的管理，但在政治上寸功未立，要翻身只有采取更激烈更左的姿势。在省军区政委陈德的太太李伟支持下，南海红卫兵将队伍拉到华侨新村这个华侨集中的地方，也是四旧和资产阶级集中的大本营安营扎寨，抄家破四旧，斗争剥削阶级，成果辉煌。并占了副省长黄杰的住处和华侨新村小学设立南海红卫兵指挥部，办起破四旧成果展览，轰动一时，也算是在广州扬名立万了。

随着省市委被群众组织夺权，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介入文革，各地政权被军管会取代。各地军方平时与地方政府虽有不少利益冲突，但在维持现政权稳定方面还是非常一致的。军队介入管理地方的方法也还是过去地方政权那个套路，不过将被群众打倒的地方领导人作走资派个别冷处理，以“监护”为名保护起来免受肉体痛苦罢了。也只有这样处理，才有符合逻辑的合法权力基础。

英明睿智如毛泽东，却没料到支持他搞文革的军队本质还是现政权的一部分，天然对造反乱政反感，天然和旧政权走同一路子。军队里也有造反者、反对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然而总体倾向是保守的。学生们敏锐察觉到，并顺着造反逻辑，将造反矛头对准了专政的基础解放军。还是附中学生干的事，12.26，南海红卫兵部分成员借口广州军区袒护砸了他们宣传车的东风派工人，组织第一次冲军区。这也许是全国冲军区的肇始，大规模的冲军区还要等到第二年年中才发生。

附中冲军区的学生大多是军队子女，广州军区几位司令政委出面劝说一下，叫出他们父母的姓名，也就散了。附中南海红卫兵从此多了一支队伍，就叫1226战斗队，也是一支彪悍的队伍。随着运动的深入扩展，触动到附中主义兵中部分成员，他们分裂出来，组成各式各样的小队伍，比较有名的有“驱虎豹”战斗队等等，依照不同观点参加广州陆续成立的造反司令部，一司、二司、三司、红司，中学红司，等等，成为广州地区武斗的尖兵。第二年七八九月间的几场大型武斗：总工会之战、太古仓之战、水电厂之战、人民桥头之战、抢兵器库，都有附中学生参与，都没打附中红卫兵旗号。

“驱虎豹”最激烈的战斗是攻打珠江边的总工会大楼（胡文虎大厦），那时珠江沿线制高点全被红旗派占据，只剩总工会一处。八一战斗兵团（退伍兵组织）准备把这个据点打下来。从附中红卫兵分离出来的高三同学招小波、梁士雄一队驱虎豹人员路过，主动请缨当先锋，当即领取枪支弹药，入夜以长梯搭墙强攻。梁士雄就是教我们武功那位，功夫了得，身手矫捷，顷刻攀上四楼，企图占领制高点。谁料上面有主义兵守卫，居高临下用步枪射击，子弹从梁士雄右肩穿透半身，从左胁钻出，形成贯通伤。幸亏梁士雄身手好，还能攀着泄水管缓缓滑至地面，不致摔死，也幸亏靠得近子弹初速高直接贯通，捡了条命。

此役以旗派占领总工会，守楼主义兵当了俘虏结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实现了他矛头向上，打倒不听话的整个官僚系统，全面夺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官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随即失势失权失利，他们的子女才回过神来，原来充当毛泽东的冲锋队是帮助毛泽东干掉了自己的父母，干掉了自己赖以风云际会的靠山。于是一部分人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初步体味到世态炎凉。一部分走极端，反叛毛泽东和他的代表江青，对中央文革小组叫板，成为联动的起因。所谓“六冲公安部”，表面是解救偷车的联动分子，内里是反江反毛，支持刘少奇的动向。

文革初期带头造反的老红卫兵吃了苦头，血统论的喧嚣反过来制约了成为黑帮子女的老兵。当时怎么嚣张，过后就怎么郁闷。自食其果、现世报来得如此迅速，不过是三四个月内的变化。进入1967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消沉了，疯狂了，而被血统论压制的平民红卫兵在全面夺权的造反运动中得到相对的平等待遇。他们对血统论的不满，追根溯源，反而顺应了毛泽东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方向。他们顺着这杆大旗追索，对无产阶级专政发生根本的怀疑，企图深入研究、修正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怀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追溯，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对现代文明的向往等等。遇罗克、杨小凯、李一哲等人的思考，用的虽然还是马克思的思想武器，打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却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政策法规、运行准则充满怀疑和挑战。又如华工红旗、广州三司，司令高翔有机会管理省内犯地方主义错误的高级官员，有机会深入了解广东反地方主义的冤案，提出要为地方主义分子平反，大大动摇中央权威，以致周恩来赶来灭火，狠批高翔，不准翻毛泽东定的铁案。

附中红卫兵也是这三种状态，贵族红卫兵沉沦，小部分同情联动，参与联动活动甚至北上参加六冲公安部，搭救薄熙来、XXX。但大部分已失去对毛泽东动向的兴趣和敏感，多少有些疑惑不解，为了解惑，利用串联机会走遍全国找人讨论学习。低年级的红卫兵较多参与外校活动，介入市内小规模打斗。初三以上的主要在校内活动，练拳、游泳、制枪，不是有即将到来的大武斗预感，还是受毛泽东“准备打仗”的迷惑，面对苏修美帝，总有一仗要打，总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希望早打大打，好重演父辈的辉煌。

平民红卫兵也在这段时间炼自己的思想武器。还记得高三学长陈大维写出影响广州文革的大字报《是左还是右？》，深得广州东风派工人好评，想把他拉进东风派当写手，陈同学相当冷静，始终不参加群众组织，只写自己的文章。

经过66年底的大串联，67年春节前后的大夺权，毛泽东中止了年轻人的无序运行，却终止不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社会的混乱。毛泽东企图约束官僚权力，防止权力腐化，对民间力量放手尺度过大，使平民红卫兵和民间力量减少压力，出现人民文革。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控制局势，使军队和地方实力派有了结交的机会。军政人员私下交流接触是毛泽东一向的大忌，此时无人可用，军人成为不合格的政客令毛泽东大为恼火，军阀割据不听命令时有发生。毛泽东已经对军队的表现不满，思谋着连军队也要动一动了。而军队一旦与首脑不协调，必然天下大乱。造反的民众也在寻找军事力量的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理论版，被运动的群众已经逐渐懂得这个江湖真理，几千年中国专制史早已记录在案。

毛泽东酿的苦酒还得自己喝。1967年武汉7.20事件，实际是一次“兵谏”，锋芒直对居住武汉东湖边的毛泽东。凑巧的是，发动兵谏的主谋就是附中造反11人的领头人蔡晓彦的父亲蔡炳臣。史载7.20事件带头人四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政治委员钟汉华中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上校、政治委员蔡炳臣少将，缺漏了武汉市武装部部长巴方廷。67年夏季，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三钢”大打出手，武汉部队支持工人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武汉三钢。8201部队负责武汉市警卫，轻易活捉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直逼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地，要逼毛泽东表态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

“兵谏”的结果是悲剧也是喜剧。毛泽东逃离武汉，武汉兵谏领导人悉数被捕；谢富治、王力安全回京受到周恩来组织的十万人欢迎。武汉7.20事件结束后两天，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掀起全国武斗狂澜。文革从开始的文化革命到夺权斗争，这时走到第三阶段“武化革命”。

可是几个月以后，部队领导释放，王、关、戚三个文革小组成员反被关进监狱。历史又一次被毛泽东翻转，且没有任何解释。事后揣测，大概是毛泽东意识到军队干部动不得，得罪军队，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揣测之二是，林彪的四野（红一方面军）旧部一支独大，尾大不掉。而武汉事件动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人马，正好是林彪要打击的目标，帮了林彪大忙。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只好牺牲文革小组的马前卒。至此，毛泽东终于气盛而衰，忙于瞻前顾后。

文革结束后，我以广东鲁迅研究小组工作人员身份出差武汉，正值湖北党代会，无处住宿。时为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李尔重得知，派车接我们一行四人入住武汉东湖宾馆。我遂得以仔细观察这处在当代史上重要性不亚于西安临潼华清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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