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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五一八讲话”与毛泽东的反政变措施
余汝信
一、林彪“五一八讲话”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官方《毛泽东传》指这是林彪的“骇人听闻”的一篇“政变经”，“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
林彪讲话，其实是分别讲了两个问题。
（一）讲话的前半部分，讲的是“反政变”问题
“反政变” 主要针对的是“彭、罗、陆、杨”。 这场斗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与林彪讲话差不多同时间的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长谈。毛既赞扬了林彪，又谈及彭德怀、罗瑞卿等。毛说：“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回头我们再看看林彪“五一八讲话”。 林彪讲话开头就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二）讲话的后半部分，是对毛及毛思想的集中评价
林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三）关于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九一三事件”后在1972年批林整风时，公布了据说是毛于1966年7月8日在武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 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毛对林讲话的提法“感觉不安” 的，是讲话中关于反政变问题前部分还是关于吹捧毛的后部分？一般认为是后者，我认为应两者皆是。林彪对政变问题研究得这样深入，是毛料想不到的，毛总提防别人用非常手段对付他，尤其对方是掌握军权的。
很多人怀疑这封信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伪造的，我倒认为这封信是真的，但可能个别地方、个别语句有所改动。我在2004年第一次见到戚本禹时曾与他探讨过这封信的有关问题，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此外，关于林讲话的后一部分，毛在同一时期有过一些类似的批评。如《毛泽东年谱》提及，“（1966年）8月4日，阅陶铸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 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以上意见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请中央考虑决定。毛泽东批示：‘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本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陶铸的报告。”
官方《毛泽东传》说，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表示同意。14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事实上，林彪这一讲话确实是经过四个月时间的润色，迟至1966年9月中旬才以中发[66]50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形成文件的讲话，当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2004年戚本禹曾对我说：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二、毛泽东采取的防政变措施
 我在2004年所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一文中曾写道：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五一八讲话”后第三天的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针对“彭、罗、陆、杨”采取的有关防政变措施主要如下：
（一）更换中办领导人
1965年10月29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1.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2.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1958年11月始，对毛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11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似乎有些“阳奉阴违”（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外出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1965年10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账却合起来一起算。
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
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具现役军人身份(1955年少将)的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有学者论及，1965年11月中央是“撤销”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步升级的。
  12月14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12月10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29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职。3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
  半年后，1966年5月22日，陶铸、赵紫阳（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7月3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
  1966年5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8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办政治部主任。
（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
  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纯为巧合。
  萧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一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12月29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据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难承担如此重任。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
  3月4日至4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并于会议结束后的4月24日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萧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萧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萧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有传闻说，邓小平曾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事实上邓在会议开始时对罗可能确有一定程度上的袒护，这恐怕不是邓一个人的意见。甚至不排除邓曾经说过“死无对证”一类的话。但罗瑞卿1966年3月18日自杀未遂，使中共最高层对其问题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罗瑞卿自杀未遂后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后期，邓的态度如很多人一样发生了突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邓4月8日北京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之中。邓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邓又称，“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辅之。
（三）对陆定一严慰冰夫妇隔离审查
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所主管的宣传、文化工作。其中批得最痛快淋漓而又令陆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陆定一自此也就走入了下坡路。
刘少奇称，“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所谓严慰冰案，是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怀疑丈夫有外遇（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自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六年间，共投寄数十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句，辱骂林彪一家。严慰冰匿名信一案早已在1962年已经侦破，只不过对于严的处理一直拖延下来，直到1966年春中央才有所行动。
1966年2月初，彭真打电话给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要钱安排陆定一住进北京医院。彭真在电话里问钱：“你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事吗？”钱：“知道一点。”彭：“让陆定一住院去吧！严慰冰吵得厉害，陆定一在家里休息不了。”陆于2月6日住进了北京医院。
2月8日，陆定一与彭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事宜。在武汉陆对秘书说：“以后严慰冰不适合接触机密文件，此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不准问为什么！”13日，陆返京又住进北京医院。当日，陆把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叫到医院，对张说：“严慰冰写匿名信，咒骂林彪同志一家，”并说：“现在要处理这件事，”“据医生说，严慰冰害精神偏执症，要治疗，你看怎么办？”陆要张找严谈一次话，陆提出，“严或者去治疗，或者到农村参加四清，或者到南京她姐姐家去。”
2月20日，陆定一叫史书翰同去向彭真汇报。陆向彭双手作揖道：“严慰冰的事，靠大哥大嫂帮忙了。”2月22、23日，举行在京的第二次“会诊”。“会诊”结论是“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 23日，史书翰向张子意作了通报。
3月5日，陆定一为避开严慰冰，离京到上海等地视察。
3月7日，张子意找严慰冰谈话，要他去四清或治病，严均拒绝。
3月11日晚，彭真打电话给张子意，叫他和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到钓鱼台去。彭真拿出了严慰冰匿名信的照片给他们看，并指示安排严离开中南海。其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指名叫黄树则等到他那里，安对黄说，严慰冰是反革命，精神病是假的，并要黄给中央写一个关于为严会诊经过的报告。根据安子文的指示，黄树则、史书翰授意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主任力伯畏起草报告。定稿后，又经钱信忠过目，最后由黄树则亲自送交安子文，安又转中央各负责人传阅。
4月28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4月30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内中提及：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1966年5月24日。】
　　 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谈及严案：“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严于1967年2月，陆于1968年4月分别被移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12月，陆、严两人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后，方被解放。
（四）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
  早在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讲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10月13日，根据毛、周的意见，中央调陆军第六十三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4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第二书记。
  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1966年1月14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六十三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5月14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0时40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
  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信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五）成立首都工作组
5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真问题解决后，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从首都工作组的组成人员来看，其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系统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高层次协调性机构。半年多以后，周恩来在两次与群众代表谈话时特地解释了首都工作组成立的缘由。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称：“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为了首都的安全，五月中央扩大会议，调来了部队，加强卫戍，使主席十次接见红卫兵都没出大乱子。”
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又称：

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工作小组，由军区，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
任务：	
1.	保卫中南海安全。
2.	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3.	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
4.	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5.	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

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码传递了以下五项信息：
1. 首都工作组是因应彭、陆、罗、杨事件（尤其是彭、罗、杨）而成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2. 毛泽东1966年上半年没有回京，是怕首都“不安全”。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林彪提议，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责成周恩来管这件事；
3.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的首要工作，是“保护中南海安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
 4. 其次，“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
5. 再次，“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冼出去”，“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上述第3、4项，针对党内高层，本项则是针对社会底层。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 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首都工作组的日常运作班子，主要由军队人员组成。以总参谋部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7个小组（1. 部队指挥组，2. 治安组，3. 枪支弹药清查组，4. 电台组，5. 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6. 监狱、看守组，7. 外事、侨务组）和若干分组，由总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等单位抽人参加。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随后迁至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三座门。
首都工作组成立之初，权力很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经发文声称，“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惟随着北京卫戍区扩编完成、北京新市委成立、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以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活动的结束，首都工作组的作用日渐式微。1967年2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停止办公，有关工作由总参作战部办理。
（六）北京卫戍区扩编
1966年3月前，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由公安部队负责，北京卫戍区虽在北京军区的争取之下得以保留，惟仅负责北京市的民兵工作，负责首都的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及负责指挥几年一次的阅兵和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司礼的组织工作等，辖下并无团以上部队建制。
2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的指示。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番号称“北京卫戍区独立团”，组建后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军区责成六十三军负责组建该团。该团编制员额1，500人，代号4885部队，3月27日移交北京卫戍区，3月29日进驻北京南苑西营房。文革初期北京有所谓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的传闻，即为组建该团初期曾有意借北京市的大学房子临时使用，学生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所引致。其实，组建工作与贺龙、彭真毫无关系，一个仅有1，500人的新组建团，又如何能够“兵变”？
1966年2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后，为北京卫戍区的前景带来生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后，在北京地区的两个师一级警卫部队（首都警卫师及北京市公安总队），必然要转隶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和陆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阅后批示：照办。
5月27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拟制上报的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卫戍力量调整加强方案、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命令和首都卫戍力量调整加强命令，经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下达。卫戍力量调整加强方案建议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其中军委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命令称：“为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兹决定：一、自1966年6月1日起，将警卫师、北京公安总队和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由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的番号，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二师；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九师。”
6月3日，周恩来批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提的首都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着即组织实施。该方案向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担负首都警卫任务的4个师，以2个师又1个团担负重要目标警卫，以2个师欠1个团担负机动支援任务。
6月15日，军委命令：“为了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兹决定：一、自1966年6月3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师。”
6月16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北京军区，同意6月1日所报北京卫戍区编制方案。军委决定将2个警卫师、2个步兵师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后，北京卫戍区直接领导4个师、1个独立团、18个区县人民武装部和两办（国家机关民兵办公室、中央机关民兵办公室）、三局（地下铁道工程局、华北铁路工程局、北京铁路局）的人民武装机构。
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的规定：“为了确保首都安全和首都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
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的4个师简况如下：
1.	警卫第一师
原首都警卫师。1966年5月前，除仍保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建制属北京军区外，该师的指挥使用、训练和部队一切日常工作均由公安部队负责。5月27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一师，代号4874部队不变。负责北京市西半城和西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2.	警卫第二师
原北京市公安总队。5月27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二师，代号编为4510部队，负责北京市东半城和东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3.	陆军第七十师
6月15日，军委电令，决定自6月3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代号4561部队不变。师部仍驻顺义县城，负责北京北部郊区警卫任务。
4.	陆军第一八九师
5月27日，军委电令，决定自6月1日起，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代号4768部队不变。5月31日至6月3日，第一八九师从石家庄市获鹿县进驻北京，师部驻长辛店。负责北京西南部郊区的警卫和对首都的支援任务。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1967年2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有传闻称，1966年“防政变”期间，毛林将陆军第三十八军调至保定以“勤王”，此一传闻并非事实。三十八军调至保定的命令下达时已是1967年2月，军委命令是三个军的连环调动，即将原驻通化地区三十八军调至河北保定地区，原驻保定地区的六十九军调至山西，原驻山西的二十一军调至陕西。三个军的调动牵动颇大，在军史、地方史志上都很容易查证。
（七）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共建政之后，公安部队体制历经多番变动， 1963年1月2日，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的决定。1月16日，军委、公安部发布命令，自1963年2月1日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不变。实践证明，双重领导体制，适应当时的需要，符合公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然而，在“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大阴影之下，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为此，不惜将此稳定了五年的体制又重新拉回到建国初期的状态，将公安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将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1966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 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中央和军委的决定，部署贯彻执行办法。杨成武代总长、总政治部徐立清副主任、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到会讲话。会后，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邱会作、李天焕等人组成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开始进行整编工作。
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军委报送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称：“一、全国公安部队现有三十六万八千余人（不包括警卫师）。其中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和三所院校五千余人，二十八个省、市公安总队部队直属的一百一十二个团零二十二个营二十二万二千余人，二百二十八个专市支队、大队部及直属中队六万九千余人，二千一百九十七个中队六万余人，四十九个机场、港口检查站三千四百余人，一百零四个中朝、中越边境工作站和沿海二百四十三个边防哨所，九千四百余人。”“三、整编方案： 1.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一般可改为独立师（警备师），归省军区、警备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区独立师或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区警备师。2. 专市公安支队、大队，可根据其直属中队的多少分别编成独立团、营、连，归所在军分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分区独立团、独立营、独立连。整编后，支队、大队机构编余定额充实省军区、军分区领导机关。”“4. 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
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公安部队整编小组提出的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6月6日，中央、军委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市警备（卫戍）区组织实施。
6月7日，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月底前，将28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含西藏）和首都警卫师，全部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公安部队学院、干部学校、医科学校、总医院的整编另作研究。
6月14日，总参谋部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的编制员额通报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万人（实有37．7万人）。
6月30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师）全部移交完毕，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名称奉命撤销。
文革三支两军时期，以原公安总队整编而成的各省军区独立师部队，由于文革前和地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倾向于支持保守派。
三、尾声：“彭、罗、陆、杨” 复出时间
罗瑞卿，1973年11月，经毛批示解除监护。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军委顾问。罗是“彭、罗、陆、杨”四人中最早恢复工作的。
杨尚昆，1975年2月，解除监护。毛去世、文革结束两年后，于1978年11月方恢复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次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彭真，1975年5月，从秦城监狱释放转押陕西监视居住。毛去世，文革结束两年后，于1978年12月方从陕西回到北京。次年2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主任。
陆定一，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但由于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未能出狱。直到1978年12月，陆、严夫妇两人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后，方被释放。